西方思维的关键根源来自古希腊的逻辑论证，中国思维的关键根源来自儒家学说。
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有孔孟、朱熹、王阳明，代表儒家学说的早、中、晚三个阶段。而西方学说的代表人物有亚里斯多德、笛卡尔、康德，代表西方学说的早、中、晚三个阶段。
孔子崇尚仁，但仁的前提是规则，如君臣、臣子间、父子、兄弟间、夫妻、妯娌间。在规则前提下提倡要互相和善、关心爱护。但光有导向还不行，孟子更进一步提出要有承诺，信守承诺才为义。但这个承诺怎样才是合理的、双方都能接受的呢？
老子认为要遵照自然规律，但又没说清楚各个事情的规律到底是个什么，老子只是隐约觉得世间各个事物背后确实有些规律可循。
而庄子认为每个人的认为都不同，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想什么鱼需要什么，就别苦费工夫为鱼瞎操心了。鱼会自己按照它的“道”走它的方式。
而墨子认为光说服引导是没有用的，有些事情就得需要有人挺身出来改变的，而且墨子并不认为是冥冥之中的道在左右人们，所以墨子认为人定胜天，大家团结起来一定能改变。
荀子认为引导说服作用不大、道也说不清楚，干脆就把道说清楚。于是各项制度法令都随之产生了。
到了宋朝，制度法令随着时代变革都渐渐不适用了。大家需要重新回到根源来思考道到底是什么。朱熹提出格物致理，意思就是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，万物不可能统一一个规律。只要你一件件的去观察它、总结它、梳理它，你就能找到这个事物为什么会如此产生如此发展如此变化。
但是随着经济发达、城市发达、交通发达、信息发达，人们发现了更多的世界上的新生事物。这格物致理到底格到什么地步才有尽头。王阳明提出了新的观点：道找到了，那就是人的欲望。一件事物为什么会这样发展，就是因为做这件事的人他有他的欲望。你探知了他的欲望，你就能想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了。这就不用一个个的格了，世界上真有一个统一的规律。
而西方从最初的元素原子的辩证到现在量子物理的辩证，也是形成了大一统的规律探究。
但西方思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是实证、逻辑论证，而不像中国思想一直在道这个上面绕来绕去。什么是规律，就去实证它。于是实验、统计记录、分析从亚里士多德就延续了下来。亚里士多德自己在动植物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多建树。笛卡尔更是数学家、哲学家、物理学家。而康德也是多在批判、实践方面有更多研究。所以在西方的企业管理方面也是一脉相承，就连企业管理鼻祖泰勒都推崇科学管理，用大量的观察、实验、统计、计算来优化生产与流程。
随着中国国门开放、人才成长，更多的企业管理层既学习到了中国古典儒学理念，也学习到了西方MBA式的显性管理方法。
在复杂的、高度的环境下，中国的导向、原则理念是适用的场所。在细节执行环境下，西方的方法、工具是适用的场所。如果错位使用就会结果错误，两者相得益彰就会互相支撑促进。